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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的科学意义
发布日期:[12-06 14:32]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谢飞]
    泥河湾本是河北省阳原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坐落于古老的桑干河畔。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人类起源“亚洲说”风靡世界,西方科考团、探险队纷纷来亚洲探寻人类的诞生地的热潮中,她被赋予了科学含义。科学家们把这里发育完好的第四系河湖相地层称为泥河湾层,把地层内发现的动物化石群称为泥河湾动物群,把地层形成时期的湖泊称为泥河湾湖。

    1.泥河湾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

    我们的祖先是否在泥河湾湖滨生存过,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对此,科学家做出了大胆的推测。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真正叩开泥河湾古人类活动大门的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他们于1965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虎头梁遗址群,1974年找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侯家窑遗址,1978年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属早更新世的小长梁遗址。这便基本构筑起泥河湾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时空框架。自1983年始,河北省的研究人员进驻泥河湾,开始参与并主导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发现并发掘了岑家湾、板井子、新庙庄、油房、飞梁、西白马营、籍箕滩、于家沟、马鞍山、姜家梁、二道梁、侯家窑和马圈沟等遗址。其中,马圈沟遗址的发掘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到距今200万年前后。

    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泥河湾研究的成果斐然。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象征中华民族历史长河262米的青铜甬道第一台阶上,镌刻刻上泥河湾小长梁遗址的名字,证明中国科学界把泥河湾看作中华民族文化开端的结论得到了认可。

    目前,泥河湾已经成为世界上探索人类起源及其演变的经典地区;成为世界上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旧石器文化最为连贯、考古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因此,科学家们把泥河湾称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中国的奥杜韦峡谷”“东亚地区的奥杜韦峡谷”“世界东方人类的故乡”。

    2.泥河湾蕴藏着完整的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

    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目惊人,其中,阳原县境内发现150余处,蔚县境内发现20余处,还有一些有待确认或新发现。泥河湾的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存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以年代地层学研究结果为例,有科学测年数据的考古遗址如下:马圈沟遗址第七至第一文化层分别距今176万年、175万年、174万年、169万年、166万年、164万年和155万年;小长梁遗址136万年、半山遗址132万年、飞梁遗址120万年、东谷坨遗址110万年、岑家湾遗址110万年、马梁遗址78万年、后沟遗址39万年、东坡遗址32万年、侯家窑遗址10万年、板井子遗址7万年、新庙庄遗址3-4万年、油房遗址2万年前后、西白马营遗址1.8万年、二道梁遗址1.8万年,此外,于家沟、马鞍山和姜家梁遗址包含了1.5—0.5万年的考古文化信息。这些文化遗存清晰地架构了泥河湾的考古文化序列,勾画出这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

    泥河湾旧石器文化突出的特性是,具有中国北方风格的小石器文化遗存一直表现出的强烈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直至距今约2万年前后,才出现了以油房、二道梁遗址和籍箕滩、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细石器工艺技术,并逐渐取代了在盆地内延续200万年的小石器工业。

    因此,如果仅仅从文化的连续性考虑,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世界看中国,中国看泥河湾。

    3.泥河湾是研究第四纪地质、地层和动物群的标尺

    二十世纪初叶,正是第四纪地质学、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学的考察与发掘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序幕。泥河湾层如同一本浩瀚的科学巨著,包含并记录下这里200多万年来自然和人类发展演替的实证,诸如第四纪地质学、地层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等方方面面、无穷无尽的科学信息。泥河湾盆地生物地层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从根本上确立了泥河湾层的科学价值和国际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北方第四系标准地层,进而成为世界各地第四纪及哺乳动物研究对比的标杆,最终和欧洲意大利的维拉方一样,跃进学界公认的世界标准地层。

    4.泥河湾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兰坡先生首先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两个文化传统,即小石器和大石器传统。其中小石器传统起自中国猿人遗址,终止于峙峪遗址,这是第一次为中国猿人找到了去处。侯家窑遗址的发现,被贾兰坡先生称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之后,早到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晚至1.8万年的西白马营遗址之间一系列的文化遗址,小石器文化特征突出而稳定,依此辨别出中国南部以硕大的砾石石器为主,北方以较小的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区系。

    如此说来,泥河湾的发现不仅使得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学研究和建立成为可能,而且在新材料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区系类型得到进一步完善,也为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来源和去向找到了答案。

    5.泥河湾为构筑中国历史基本框架提供了坚实依据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特有而辉煌的发史,在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进程中,他们创立了灿烂的文明,谱写了一段又一段的新篇章,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政体。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学史,特别是在中国史前史重建过程中,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最为客观实际,泥河湾的考古资料成为他构建中国史前史的坚实的依据。

    关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苏秉琦先生分析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在论述中,他强调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以向背面加工的石片石器为主体的小石器传统贯穿始终,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他还特别强调了泥河湾的重要发现。在更新世黄土层的顶部有一万年前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世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值得指出的是,东谷坨人已能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小型石器的类型已较固定,打制技术也较熟练,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因此,东谷坨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马圈沟遗址的发掘研究为此提供了更为久远、更为丰富的资料。马圈沟遗址的年代,被认为在距今200万年前后,它不仅证实了中华民族超百万年文化根系的论断是正确的,也为我们在东亚地区寻找人类及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考古学证据。可以肯定地说,马圈沟遗址绝不是泥河湾盆地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文化遗迹,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文化遗存还被埋藏在更为古老的地层中。因为低于马圈沟遗址文化层的泥河湾层还很厚,第三纪晚期的三趾马红土也很发育,他们将为进一步探索古人类及其文化起源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关于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苏秉琦先生在论证时主要使用了虎头梁和南庄头的考古资料。他认为,一万年前的河北阳原虎头梁的多种尖状器已具备了多种按柄方式,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起步。虎头梁遗址群的于家沟遗址的发掘最为重要,该遗址文化连续,出土有大批细石器工艺制品、装饰品和动物遗骨,其中数枚超过万年的陶片极为重要。下文化层出土的大批动物遗骨颇引人注目,绝大多数的标本非常破碎,动物的头骨和肢骨都被砍砸成碎片,无疑是人类进行餐食活动的结果。动物种类极其单调,羊类的骨骼占绝大多数,大型动物数量不多,是捕猎的专业化,还是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值得深入研究。于家沟遗址超万年陶器的发现,似乎预示着畜牧业开始萌芽,农业革命正在孕育,或者已经完成,初步文明开始起步。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正处在这一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它们可能直接参与了这一地区陶器及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这一剧烈的社会变革。

    关于五千年的古国,当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步入新石器时代中期时,通过有着各自源头的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政体。泥河湾一带成为中国古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心地区,张家口被誉为多种文化交流的三岔口和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苏秉琦先生认为:燕山西侧的张家口地区蔚县沿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发掘的一系列具有自己特征性质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其时代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到距今五千年前后。这个时期初步判断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如果按苏先生所说黄帝部族与红山文化相对应无误的话,那么,炎帝部族和蚩尤部族就应当与庙底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对应。如此,泥河湾一带的考古资料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五帝的记载就相互吻合了。司马迁描述了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涿鹿之战。两次战争的胜利者都是黄帝部族,这就预示着三大部族、三支强劲的考古学文化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距今五千年的国家,即民族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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